賞析

　　此詞上片從游湖寫起，謳歌春色，描繪出一幅生機勃勃、色彩鮮明的早春圖；下片則一反上片的明艷色彩、健朗意境，言人生如夢，虛無縹緲，匆匆即逝，因而應及時行樂，反映出“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的尋歡作樂思想。作者宋祁因詞中“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句而名揚詞壇，被世人稱作紅杏尚書。

　　起首一句泛寫春光明媚。第二句以擬人化手法，將水波寫得生動、親切而又富于靈性。“綠楊”句寫遠處楊柳如煙，一片嫩綠，雖是清晨，寒氣卻很輕微。“紅杏”句專寫杏花，以杏花的盛開襯托春意之濃。詞人以擬人手法，著一“鬧”字，將爛漫的大好春光描繪得活靈活現(xiàn)，呼之欲出。

　　過片兩句，意謂浮生若夢，苦多樂少，不能吝惜金錢而輕易放棄這歡樂的瞬間。此處化用“一笑傾人城”的典故，抒寫詞人攜妓游春時的心緒。結(jié)拍兩句，寫詞人為使這次春游得以盡興，要為同時冶游的朋友舉杯挽留夕陽，請它在花叢間多陪伴些時候。這里，詞人對于美好春光的留戀之情，溢于言表，躍然紙上。

　　這首詞章法井然，開闔自如，言情雖纏綿而不輕薄，措詞雖華美而不浮艷，將執(zhí)著人生、惜時自貴、流連春光的情懷抒寫得淋漓盡致，具有不朽的藝術價值。

　　本詞歌詠春天，洋溢著珍惜青春和熱愛生活的情感。上闕寫初春的風景。起句“東城漸覺風光好”，以敘述的語氣緩緩寫來，表面上似不經(jīng)意，但“好”字已壓抑不住對春天的贊美之情。

　　以下三句就是“風光好”的具體發(fā)揮與形象寫照。首先是“縠皺波紋迎客棹”，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盈盈春水，那一條條漾動著水的波紋，仿佛是在向客人招手表示歡迎。然后又要人們隨著他去觀賞“綠楊”，“綠楊”句點出“客棹”來臨的時光與特色。“曉寒輕”寫的是春意，也是作者心頭的情意。“波紋”、“綠楊”都象征著春天。但是，更能象征春天的卻是春花，在此前提下，上片最后一句終于詠出了“紅杏枝頭春意鬧”這一絕唱。如果說這一句是畫面上的點睛之筆，還不如說是詞人心中綻開的感情花朵。“鬧”字不僅形容出紅杏的眾多和紛繁，而且，它把生機勃勃的大好春光全都點染出來了。“鬧”字不僅有色，而且似乎有聲，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

　　下闕再從詞人主觀情感上對春光美好做進一步的烘托。“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二句，是從功名利祿這兩個方面來襯托春天的可愛與可貴。詞人身居要職，官務纏身，很少有時間或機會從春天里尋取人生的樂趣，故引以為“浮生”之“長恨”。于是，就有了寧棄“千金”而不愿放過從春光中獲取短暫“一笑”的感慨。既然春天如此可貴可愛，詞人禁不住“為君持酒勸斜陽”，明確提出“且向花間留晚照”的強烈主觀要求。這要求是“無理”的，因此也是不可能的，卻能夠充分地表現(xiàn)出詞人對春天的珍視，對光陰的愛惜。

　　簡評

　　早春郊游，地在東城，以東城先得春光。風和日麗，水波不興。春日載陽，天氣漸暖。以“紅杏”表春，詩詞習見。詞人獨得，在一個“鬧”字。王國維稱道其“境界全出”。而李漁卻認為這個字用得無理：“爭斗有聲謂之‘鬧’，桃李爭春則有之，紅杏鬧春——予未之見也。‘鬧’字可用，則‘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其實人的視聽感覺，是可以打通的。把無聲的姿態(tài)說成有聲的波動，仿佛在視覺里獲得聽覺的感受。不但使人覺得那杏花紅得熱烈，甚至還可使人聯(lián)想到花上蜂蝶飛舞，春鳥和鳴，從而感受到春天帶來的活潑生機。

　　創(chuàng)作背景

　　公元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宋祁和歐陽修合撰的《新唐書》歷時十余載終告完成，宋祁因撰書之功遷左丞，進工部尚書。此詞應該是作于宋祁任尚書期間，但具體創(chuàng)作時間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