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始終裝著一個“活命哲學”：沒心沒肺，能活百歲；問心無愧，活著不累；心底一汪清水，沒有過夜的愁，不生過夜的氣，也就沒有過夜的病。

　　人活一生不容易，當然壞人活得更不容易，人得給自己找樂子。我家養著幾只小貓小狗，我給這些漂亮、聰明、洋氣的小貓小狗起了一個個又土又俗的名字：一只波斯貓叫張秀英，兩只小狗叫劉福貴和二鍋頭，還有一只西施叫金大瘤子。客人聽了沒有一個不樂呵的。人就得這么活。

　　“文革”中，我被押在看守所里，用半截筷子在破了又補、補了又破的褲子上作畫。“杠子隊”一次次踩碾我的手，甚至有刀挑斷我的手筋，可那時候我依然非常熱愛生活。看守所里什么都沒有，頭頂上只有幾個蜘蛛，我每天看著它們織網，看著它們逮小蟲子，看著它們長大，挺有趣。我進去的時候，大墻上只露出三片柳樹葉，出來時，小樹已長成一棵大樹；進去時，樹上拴著一頭小牛，我出來時，小牛生的小牛正在叫。出獄后，我覺得什么都可愛，連賣冰棍的都讓我感到可親。小動物喜人，小狐貍不狡猾，小老虎不咬人，虎頭虎腦不虎心。

　　出獄后如果見什么煩什么，那我恐怕就一事無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