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非常重視林業，他有一句名言：“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菜，不可以為天下王。”他提倡獎勵人工造林，“民之能樹藝者”和“能樹百果，使繁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他注重保護森林，防止火災。他還主張少建宮室，制止濫伐，限制葬地，少占山林。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事盡人皆知，但秦始皇不燒種樹之書。在那次全國范圍的燒書運動中，只有幾種書不燒，其中就有“種樹之書”。

　　漢時以務農為本，西漢文帝、景帝尤其重視農桑。景帝三年(公元154年)春正月下詔書說：“……令其群國務勸農桑，并種樹，可得衣食物。”文景兩帝在位39年，此類詔書下達9次之多。

　　南北朝時期，北魏孝文帝取消山澤之禁，給百姓分田植樹，規定“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種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

　　宋太宗趙光義，選拔懂種樹技術的農師指導種樹造林。在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下詔書說：“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指每縣選拔一名懂得植樹技術的人為農藝師，指導植樹。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以農桑為立國之本，他首創農桑學校和園林場。這個場在南京孝陵衛東面，現在還是有名的風景區。

　　清朝左宗棠任陜甘總督時，東起潼關，西到新疆，沿途種植樹木，而且布告周知“有毀樹者，即軍法從事。”他在新疆戍邊時，又令兵士自玉門關至迪化(今烏魯木齊)阿克蘇，沿途植柳，長達數千里，曾有“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之句。

　　到了近代，孫中山先生也熱愛林業。1883年他從美國檀香山帶回來一株酸豆樹，親手種植在自家的庭院里，現在這棵樹依然生機勃勃，吸引著過往行人和游客的注意力。孫中山在公開的演講中，曾精辟透徹地說：“近年的水災為什么一年多過一年呢？古時的水災為什么很少呢？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現在的人民采伐森林過多，采伐之后不補種，遇了大雨，山上沒有森林吸收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馬上流到河里，河水便泛濫起來。所以，多種樹木便是防止水災的根本方法。”同時，他認為挽救旱災的根本方法，也是種植森林，而且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因此，規定清明節為植樹節。

　　建國后，黨中央和國務院向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發出“植樹造林，綠化祖國”的偉大號召，林業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1972年2月13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原則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試行)》，并確定了3月12日為我國的植樹節。從此，我國各族人民每年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大規模的進行植樹造林活動，并讓這種精神世世代代傳承下去，綠化祖國，造福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