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作為一種承載文化的藝術形式，在傳播文化上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但是，我們遺憾地發現，兒童片與市場文化的走向并不相關，似乎兒童電影是隔絕在電影市場之外的一種存在。人們很難在電影院中欣賞到兒童電影，甚至，很多人對這一時期的兒童電影一無所知。不知道沒有融入市場體系，對兒童電影而言是幸運還是不幸？相反那些不被標上兒童電影標簽，以商業電影的身份參與到市場中的“準兒童電影”倒是能夠引起人們的注意，如《一個都不能少》等。不難發現的一個事實是，兒童電影沒有能產生出相應的社會價值，這是一種二律背反還是一種必然？或者說是一種宿命？

　　正如影評人指出的那樣，國外的兒童片對兒童的智力和想像力都是個啟迪和豐富的過程，對感情是個宣泄的過程，對經歷是個大開眼界的過程。但是，在我們這里，似乎變成了單一的說教，甚至是灌輸。那么，誰高誰低，不是一目了然了嗎？

　　有人指出我國兒童電影的一個致命弊端——開始創作時就先想這個片子要教育孩子哪一點，于是編一個故事頭尾很清楚，線索很分明——我就是要教育某些人。兒童電影如果被這種思維定式所控制，肯定不能向前發展。

　　事實上，我國有一個專為兒童電影設立的獎項——“童牛獎”。這種獎項的設立，連一些國外導演都是羨慕的，并且每年的獲獎部數都很可觀。不過，公眾面對的尷尬是獲獎的電影很難與兒童見面，成了自娛自樂的游戲，一問兒童，得到的回答是“我看過《哈利·波特》”而不是所謂的獲獎電影。我國有兩億多小觀眾，為什么我們的兒童電影卻沒有觀眾?原因何在？

　　數字最能證明兒童電影的繁榮，僅改革開放以來，就拍攝了三百余部兒童影片，平均每年至少11部。但頒發“童牛獎”的熱鬧大大超過了兒童對影片的反響。這樣的諷刺，誰能讀懂？

　　必須明確，兒童電影必須走向市場，否則，就無法成長，長此下去，我們的兒童就只能觀看國外的兒童影片。這是一種危機，也是一種契機。但愿，我們能贏得孩子，贏得未來，而不僅是用那些“童牛獎”來證明兒童影片的存在。而要達到這種愿景，首先要擺脫的就是把教育兒童當做電影的重要功能甚至是唯一功能的陳舊思維。

　　相比于每年不斷上升的電影數量和質量來說，國產兒童影片不僅產量下降，而且好的影片也越來越少。“六一”又到，兒童看什么電影？雖然各電影院都在扎堆放映兒童電影，可是今年兒童新電影還是不多（5月31日《北京晚報》）。

　　“拍兒童片，費力不討好。開機沒有錢，院線不接招，映后不叫好，國產兒童片像政治課，中國的兒童片沒有國外的兒童片吸引人……”這當然是老調重彈，但是，既然問題依舊頑強地存在，“老調重彈”就未必不可，甚至顯得尤為必要。難道要讓“無為無力的局面”永遠持續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