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社。崇禎二年(1629)成立于吳江(今屬江蘇)，系由云間□社、浙西聞社、江北南社、江西則社、歷亭席社、□陽社、云簪社、吳門羽朋社、吳門匡社、武林讀書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等十幾個社團聯合而成。主要領導人為張溥、張采，他們都是太倉人，又曾同窗共讀,“形影相依,聲息相接,樂善規過,互推畏友”（張采《祭天如兄文》），時人稱為“婁東二張”。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讀書士人為砥礪文章，求取功名，因而尊師交友，結社成風，而以江浙一帶尤其。萬歷后期政治日趨腐敗，到天啟年間更出現了閹黨擅權局面，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都有人甘當魏忠賢的死黨。張溥等人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幸戈獲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所以聯絡四方人士，主張“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陸世儀《復社紀略》）。復社的主要任務固然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學問，砥礪品行，但又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以東林后繼自任，主張“蠲逋租,舉廢籍,撤中使，止內操”（吳偉業《復社紀事》），反映著“吳江大姓”等江南地主、商人的利益，又與這一帶市民階層的斗爭相呼應，因而具有相當廣泛的基礎。它的成員主要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計有2255人之多，聲勢遍及海內。該社春秋集會時，衣冠盈路，一城出觀，社會影響極大。主要集會有吳江尹山大會(1629)，南京金陵大會(1630)和蘇州虎丘大會(1633)。這幾年間，許多復社成員相繼登第，聲動朝野，而許多文武將吏及朝中士大夫、學校中生員，都自稱是張溥門下，“從之者幾萬余人”(杜登春《社事始末》)。為此招致執政大僚溫體仁等的嫉恨，又有陸文聲等上疏參劾二張“倡導復社以亂天下”。于是朝廷下嚴旨察治。幸有周延儒出任大學士，此案才未釀成大獄。不久張溥病死，這是復社活動的第一階段。

　　清兵入關前后，復社成員有所分化。周鐘參加了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并為李起草登基詔書，而多數人成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干。在南京的復社士子不滿于阮大鋮招搖過市,貪贓誤國,曾聯名寫出《留都防亂公揭》，公布阮大鋮的罪狀,迫使他“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后馬士英、阮大鋮擁立福王，把持朝政，對復社成員進行了報復迫害。清兵南下時，復社不少成員仍堅持武裝斗爭，陳子龍、夏允□在松江起兵，黃淳耀、侯□曾領導嘉定軍民的抗清斗爭，失敗后都不屈而死。明亡以后，一些著名的復社成員又遁跡山林，顧炎武、黃宗羲等總結明亡教訓，專心著述，楊□，方以智、陳貞慧等則削發為僧，隱居不出。這些行動，是與復社提倡氣節，重視操守的主張相一致的。也有少數人如吳偉業、侯方域等入仕清朝。這是復社活動的第二階段。

　　復社成員在文學方面受前后七子復古主義影響頗深，“志于尊經復古”,祖述“六經”,并無特別的創見。但由于他們身處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銳的時代，又積極參加實際的政治斗爭，所以在創作中大都能注重反映社會生活,感情激越,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這就有別于前后七子的專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竟陵派的空疏，涌現出一批頗有成就的文學家。詩詞方面造詣較高的有吳偉業、陳子龍等，他們的詩作凝煉深沉，對時政的渾濁有所揭露，關心民生疾苦，尤擅七言歌行。散文方面張溥風格亢爽、文筆跌宕，黃淳耀簡潔明晰、活潑有致，侯方域富于浪漫氣息，各有特色。

　　復社成員在經學方面也有成就。張溥、張采等人曾“分主五經文章之選”，提倡熔經鑄史，整理古籍文獻。入清以后,顧炎武、黃宗羲等繼續倡導“經世致用之學”，關心和研究社會問題，開創了清代學術研究的新風。